向辉：古籍拍出千万天价，为何它的价值那么高

2020年 7 月 7 日，两册明代写本《永乐大典》在法国巴黎拍卖，一位华人女性以总价 812.8 万欧 元（当时约合 65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此书，2022 年该书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这并不是古籍拍卖史上最昂贵的拍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18 年 6 月，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以 1.1 亿元人民币成交；2020 年 12 月，宋刻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信札册》以 2.6 亿元人民币成交。市场上的古籍拍卖价格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其中蕴藏的价值可想而知。

古籍是古代的典籍，在当代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一般都具有“稀、奇、古、怪”的特点。

《永乐大典》

稀，就是存世没有几部，比如《永乐大典》独有一部，每一零册都是独一无二的；奇，就是有特色，有传奇故事，就像王安石有故事，他的书也有故事；古，就是抄写、刊刻的时间久远，刻本追宋元，抄本追唐宋；怪，就是不怎么常见，内容和形制让人赞叹。

就学术而言，对每一部古籍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个刊刻机构编刊的情形进行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对古籍的编写、刻印、流传、保存的情况予以揭示，对古籍的载体、形制、文本内容予以考察，对古籍的制作工艺、生产要素、保存保护加以研究，对古籍进行调查、收集、归类、整理、校勘，这些构成了古籍版本学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丰厚且坚实的精神资源。

文化传承的版本学

版本，在特定语境中一般指书籍，特别是雕版刷印书籍的不同本子，因此也可以用“板本”一词，如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研究藏书书目及古籍刊印源流的学问在近代被称为版本之学。从叶梦得的书中我们还可获知，唐代以来雕版刷印的书籍被称为“版本”或“刻本”，与誊抄、手写的“写本”或“抄本”相对应。宋代雕版书籍进入黄金时代后，人们对于刻印之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这一时期，版本的相关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很多今人使用的词汇都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们创造出来的。

《石林燕语》十卷，明正德元年（1506）杨武刻本， 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藏

版本的出现和发展是文化发展繁荣的结果，书籍作为一种集合和承载信息的物品，从撰述的创作环节到生产的制作环节，从市场的流通环节到递藏的传承环节，具体的人对其所见、所持的书都可能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改变，书籍具备人与事、时与势、地与世的历史属性的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所见的诸多差异性和多样性，自然产生了版本区分、鉴别和考订的必要。

比如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第 307 条中对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这段话看起来平淡无奇，作为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已经发明的史料证据毫无问题，但版本目录学家、科技史家胡道静告诉我们，《梦溪笔谈》中有“毕昇”和“毕升”两人，毕升是搞炼金术的锻造工，毕昇是发明活字的印刷工人，如果将两人混为一人，或者以为北宋发明的活字是铅字，就会误把铅活字的历史开端从明代中期（16世纪初）提前到北宋，或者以为是冶金工人发明了胶泥活字（胡道静《梦溪笔谈补正稿》）。

由此可见，版本之学对于学术而言并非可有可无。

版本学的历史发展

版本的发展推动了相关概念及知识的发展，尽管作为书籍概念的版本在宋代才正式得以确认，但中华大地上很早就有了版本的实践，版本学作为一门学问自书籍世界形成之时就已经被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旁搜冥索、广罗异本、见多识广、钩深致远、追根溯源、探赜索隐的版本校勘之学基本原则更是从写本时代就已经在具体工作中逐步形成了。

《武溪集》二十一卷，明成化九年（1473）苏 韡等刻本，黄丕烈跋，国家图书馆藏

比如汉代刘向等人主持的大规模国家藏书整理工程，不惜重金，齐备众本，在此基础上校订异同、补订讹脱、评定优劣，对当时所见的诸多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完成了大量历史文献典籍的勘定工作，形成了一部对国家藏书进行整体介绍与揭示的《别录》。

之后，其子刘歆又做了分类的编排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七略》，班固因《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确立了藏书目录的典范。后世的目录编制，不论是国家藏书，还是私人收藏，皆以此为源头和范例，流略之学成为了版本目录学的早期样式。

《汉书·艺文志》

在版本学进入现代学术之林以前，书目、目录、艺文志、藏书志、提要、书志等大量著作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领域，知识阶层中的藏书家、校勘家、书肆从业者、书库管理者、文献整理者、出版者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留下了丰富的版本目录学

文献，中国书籍史也随之变得更加精彩纷呈。其中，宋元版刻留下来的多为精品，每一种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数量庞大的明代和清代刻本则是我们开展学术工作的基础，仅《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明刻本总量就已经超乎想象，其中永乐刻本有100 余部，正德刻本有 600 余部，嘉靖本有 3100 部，万历刻本多达 6000 多部。

《中国古籍总目》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宋元及以前的历史文化，就要进行版本的调查、校勘、考察、鉴别等，而这项工作更多的是围绕明清以来刊刻并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展开的。

实际上，书籍世界的景观在明代呈现出了新的历史特征，不论是对当代人著作的刊刻、对前代书籍的覆刻再版，还是对前人著作的整理编定，中国书籍史都进入了另一个黄金时代。

古籍工作对古籍版本学的贡献

随着近代以来越来越多古籍成为公藏机构的珍藏，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古籍版本学在图书馆和高校中得到了有序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全国古籍工作者全体动员，集全国之力完成了新中国古籍版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图书馆与古籍的关系可以说密不可分，大众查阅珍贵古籍多依靠图书馆藏书。在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看来，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问的精华就在于目录和版本，“现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正宜切实研究，以期保存国粹。其余我国固有的校雠学、目录学、提要学等等，都于世界学术上有极大之贡献”（《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因此，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图书馆学要发展起来也必须继承这种优良的传统。

古籍修复

可以说，没有现代图书馆就没有现代的古籍版本学，古籍版本在当代的发展正是在化私为公的图书馆建设中不断推进的。

国家以公共的力量推动着古籍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图书馆从业人员以职业的方式参与古籍的保护，研究者才有了自由阅览和利用传统文化典籍的机会。确保安全的相对集中、对公众的公开、创造性的传承，均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特点。

因此，图书馆的古籍工作是围绕古籍的保存保护和文化传承展开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版本学也由此得以完善并发展起来。

古籍修复

古籍版本之学的特点之一是在具体的古籍工作实践中推进，有志于成为古籍版本学者的后来者必须浸淫古代书业史，才能懂得古籍的艺术之美；必须研究古代书籍文化，才能对其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必须了解当代学术文化，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的信息；更重要的或许是能耐得住寂寞，坚守住初心。

毕竟大部分古籍和古籍人都不在商业的聚光灯下，不在信息的前台，而是常年待在冷冷清清的善本书库、修复室、办公室、阅览室，在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中守护大量的古籍，做大量枯燥乏味的幕后工作，一代又一代地默默奉献。

沈燮元，版本目录学家，江苏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

总之，古籍版本学是中国版本学的主干，是现代图书馆学术发展的成果。在现代学术话语的范畴中，版本与目录往往并称，即谈目录离不开版本，谈版本必由目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先民们的智慧创造，传承和弘扬这一文化是大众参与的历史进程。就古籍而言，文化、人民、事业、书籍构成了其核心内容，具体的人在做具体的事中产生了具体的书，经历史的选择成为了我们宝贵的文化和记忆遗产，古籍的保护就是在这一具体实践中不断展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作为古籍保护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的古籍版本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春天。《诗》云：“众为鱼矣，实维丰年。”古籍版本学也是如此。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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